在行政监管执法实践中，法律规范与政策规定、实际操作之间总会存在张力，行政决策和政策规定是否应该在法律规范形成之前作出？实际操作能否给予裁量空间？法规范与法实践孰先孰后？法政策与政策法如何把握？这些都一直是争论颇多的问题。

无效是法安定性与实质正义权衡后的结果，难以从法规范的逻辑演绎中得出判断。[48] 第六，无法实现行政行为的目的。

[32]这里的一般注意义务或许是以工商行政机关人员的一般水准为标准的，也就比所谓一般理性人的标准更严。从行政诉讼法第75条的文义来看，法院在作出释明后再行转换是更为妥当的。不构成无效者，经释明转换按照一般的撤销诉讼来审查，拒绝转换者即判决驳回。[5]在程序法上，无效的认定权没有特别限定，有关国家机关均可认定行政行为无效。[56]在撤销诉讼的起诉期限之内时，无效与应予撤销的实体法差别并没有救济法上的意义，法院无需审查瑕疵的重大明显性。

[10] 3.目的论的见解 有学者参照行政制度的目的对无效与应予撤销作出区分。[11][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0页。而且，该企业名声不佳，在百度相关搜索上存留其与该企业的相关信息会形成误导，并造成其在就业、招生等方面困难而产生经济损失。

[55]这两种理论尽管都有不同，但都意识到言论自由的正当性基础必须超越个体，从共同市场或公共领域的角度来寻求言论自由的正当性基础。[32]借用霍费尔德（Wesley Hohfeld）的权利理论来说，此类权利意味着个体可以对他者行使权利主张（claim），而他者则有责任（duty）履行此类权利主张。在请求删除个人信息的情形中，存在个人请求删除自己所发个人信息、个人请求删除他人转发自己所发的个人信息、个人删除他人所发个人信息的三种场景。四、被遗忘权的场景化界定 上文提到，遗忘权必须建立在信息的合理流通与人们的合理预期的基础之上，在这一部分，我们根据个人对自身信息的来源不同而区分不同场景，以此来进一步说明如何在法律操作层面界定信息的合理流通与人们的合理预期。

例如，在美国的信用报告中，对于未偿付的抵押贷款，即使此类信息为真，十年之后这类信息也不会被记录。在第二种场景中，个人的被遗忘权应当基本受到否定，除非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29]毕竟，如果法律赋予了公民以对个人信息以访问权、更正权等控制自身信息的权利，那为何不能赋予给公民以被遗忘权的权利？[30]事实上，在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我们看到被遗忘权正是被放在数据主体的权利这一章赋予了公民个体一系列权利[31]，对数据收集者或控制者施加了一系列的责任。对此，如果被遗忘权的反对者仅仅从个人主义的言论自由权进行反驳，那将难以支撑自身的立场。[24]对于信息与数字技术的这一特征，有的学者曾将其称为数字化红字。可以预见，被遗忘权本身很难阻止相关信息的流通。

在这种情形下，个人自身理应为其个人信息的流通以及与之伴随的风险承担更多责任，而对于个体提请的删除请求，无论是网络运营商还是有权的公共机构，都应当更为谨慎。当然，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不能简单地将言论自由视为一种个人性的权利，因为言论自由关乎信息流通与公共辩论空间的塑造。如所周知，谷歌西班牙案的判决与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规定的被遗忘权所针对的都是数据控制者（data controller），而搜索引擎属不属于控制者，不同人有不同的判断。欧盟法院的此类判决要求我们查看卡片目录里面的内容，这是要求我们承担我们不希望的角色。

当某些条件满足时，一个公民可以要求其个人信息可以从搜索引擎上移除。对于应对数字化记忆的可能对策，舍恩伯格是从个人认知调整、信息生态的法律建构与场景化的技术建构层面进行应对的，即改变人们对网络信息的接受与认知。

事实上，行使被遗忘权不仅很难产生被遗忘的效果，反而会在很多情况下产生放大效应。而在本案中，任甲玉在本案中主张的被遗忘（删除）信息的利益不具有正当性和受法律保护的必要性，不应成为侵权保护的正当法益，其主张该利益受到一般人格权中所谓被遗忘权保护的诉讼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16]但在法律规定上，2012年已经起草但2018年才正式生效的欧洲《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已经对这种权利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第三种场景则是删除他人在网络上所发表的涉及到个人的信息。正是在这本书中，舍恩伯格论证了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数字记忆问题，提出了遗忘机制的正面作用与删除信息的必要性。[61]有的认为，大数据已经破坏了人类知识的累进机制，有必要引入信息的遗忘机制。从被遗忘权的基本原理出发，可以发现我国法律体系对被遗忘权的界定总体上符合被遗忘权的基本原理。也因此，第三种场景中的基本原理和结论应当和第二种场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只有含有个人信息的内容侵犯了法律法规所规定权益时，此时才能批准个人要求删除其信息的请求。

在司法与执法过程中，我国的被遗忘权需要进行进一步场景化的界定，例如可以以个人信息来源不同而赋予当事人不同类型的被遗忘权。摘要:  被遗忘权试图回应数字化记忆所带来的遗忘难题，但这种权利也面临争议，支持者与反对者均提出了有力的论据。

斯胡教授指出，早在布兰代斯和沃伦的文献中，他们就区分了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只有私人信息才能得到隐私法的保护。2015年，在任甲玉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人格权纠纷案中，当事人除了主张百度公司侵犯其姓名权、名誉权之外，还主张百度公司侵犯了其一般人格权中被遗忘的权利。

另一方面，相关法律与立法建议将双方的约定作为请求删除个人信息的前置条件，这就是要确保信息流通要大致符合具体场景中个人的合理预期。例如，Google就认为自身只是数据的媒介，而不是数据控制者，就像Google的总法律顾问科特·沃克（Kent Walker）所说：我们认为自己是杂志摊，或者是卡片目录……我们不创造信息。

在这些反对者看来，让企业承担判断个人信息删除的责任，这既无效率，又无正当性。[68]参见梅夏英：《论被遗忘权的法理定位与保护范围之限定》，《法律适用》2017年第16期，第53页。支持被遗忘权的第一点理由来自于遗忘机制对社会和个人的重要作用。很多被遗忘权支持者首先将被遗忘权追溯到信息与隐私专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的名著《删除》。

这一规定虽然比之前的法律更接近欧盟的被遗忘权，但仍然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作为删除的前提。[24] 支持被遗忘权的第二点理由来自于历史和社会经验。

这就像在日常生活中，当某个人在公共场合失言，不小心透露了自己的某些信息时，个人就应当为此承担伴随的风险，个人没有理由要求公众遗忘此类个人信息。再次，被遗忘权的反对者所提出的技术上不可行的论点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68]2017年6月1日实施的《网络安全法》第43条规定：个人发现网络运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其个人信息。[12]此外，《95指令》第6条还规定，欧盟成员国必须保证个人数据必须恰当（adequate）、相关（relevant）以及和他们被处理和/或进一步处理的目的相关[13]，而且必须准确以及在必要时进行更新。

为了使得这次拍卖更具有公开性……尽可能吸引更多的投标人[6]，西班牙《先锋报》（La Vanguardia）依据西班牙劳动和社会事务部（Spanish 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的指令刊登了拍卖的声明。如同舍恩伯格所说：完整的数字化记忆代表了一种更为严酷的数字圆形监狱。最后，被遗忘权的反对者并没有明确指出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舍恩伯格在《删除》一书中所提到的信息过剩问题并不一定会推出被遗忘权的结论。二、关于被遗忘权的争论 被遗忘权是否应当被移植到中国？或者说中国是否应当也确立被遗忘权这样一种权利？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我们有必要对支持和反对被遗忘权的已有观点进行分析。

在欧盟法院确立被遗忘权以后，Google公司的确努力地将言论审查规则化，避免恣意妄为地删除某些信息。如果信息与数字技术使人类的记忆机制发生了重大改变，如果社会无法合理地遗忘每个个体的历史，无论何种微小的信息都会被永久性的记忆，那么个体就可能在社会中受困于此类历史记忆。

我们只是使得信息变得可访问。通过辨析被遗忘权的支持与反对意见，可以发现被遗忘权的正当性应建立在信息合理流通与具体场景中各方合理期待的基础之上。

[20]同上注，〔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书，第21页。[22]同上注，〔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书，第18页。